赵振国没有多问，放下电话，从衣架上取下军大衣披上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京城的冬夜来得早，才五点多，天就全黑了。路灯昏黄，雪花在灯光里打着旋。赵振国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沿着胡同往西走。

走了大约一刻钟，拐进一条不起眼的胡同，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大门前停下来。他敲了三下，停了两秒，又敲了两下。

门开了。老周站在门里，表情严肃，微微侧身让他进去。

这是一座外表普通的四合院，但院子里别有洞天。正房的窗户亮着灯，里面摆着一张长桌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港岛地图，桌上堆着厚厚几摞文件。

这座院子如今是港岛办的办公地点，贺老平时就在这里坐镇。

贺老解放前在海市做过地下金融工作，建国后参与过外资在华资产的谈判，是计划经济时代少有的真正懂市场运作的人。

赵振国走进正房的时候，贺老正坐在长桌后面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

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看起来像个普通的退休干部，但那双眼睛透过老花镜看过来的时候，赵振国总觉得什么心思都藏不住。

“贺老，您找我。”

“振国来了，坐。”贺老摘掉老花镜，把手里的纸递给来，“你先看看这个。”

赵振国接过来，低头一看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

那是一份没有署名的反映材料，内容不长，但句句都在要害上：说港岛办人员在港独断专行、脱离组织监督，说王新军手中掌握的资金规模巨大，说这么大一笔资产交给一个副厂长去管缺乏制度保障，每一条都掐在组织原则这根最敏感的神经上。